摘要：作为一门以文化他者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中国的外国文学如何展开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思考，问题本身就带有其学科特殊性。中国的外国文学学科与对象国（区域）文化语境中的区域国别文学、中国本土的中国文学、中国比较文学三者分别具有相应的关联和区分。回溯本土语境中的外国文学学科史，从检视外国文学学科的发生与发展史角度，反思它的使命，是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前提和重要路径。
关键词：外国文学学科；学术史；比较文学视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一
中国学科建制里的外国文学，在最普遍、最基础的层面上，是指中国文学以外的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文学的总称，它涵盖从古至今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思潮流派等各个方面。这就意味着，如果立足于本土文化观察视角，相对于本民族文学而言，外国文学是一门以国族文学的文化“他者”为对象的学科。而对于一门以文化上的“他者”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又如何展开“自主”知识体系的讨论呢？
如果说，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讨论，其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在承认人类文化与学术的普适性、共通性的同时，在相应学科领域中批判性地反思和凸显因文明多样性、文化差异性而导致的“所见”与“所不见”，那么，这种批判性思维首先就需要突破知识论意义上的学科观念，还原或者回归哲学社会科学所难以回避的文化属性。尤其针对“外国文学”这一归属于人文学科的分支学科而言。在这种批判性思维下，它不再只是一种关于中国之外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思潮流派的知识集合，更是在厘清这些现象和事实的基础上所进行的阐释与评价。
如果仅仅作为一种知识性的认知对象，外国文学似乎是可以和研究者主体相互区隔的客观存在物，对它的认知可以不受研究者的理解与阐释的影响，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描述，也完全可以达成某种客观性的目标。这样的客观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成，也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要求，但显然不是其研究的全部。如果外国文学学科的任务、目标仅仅是在知识论意义上厘清中国之外的文学事实，那么，相对于作为“他者”的外国研究整体而言，其本土文化与文学对自身的了解就具备了先天的信息便利： 例如，英国人当然比中国人更方便地获取英国文学的具体信息，也更容易回到英国文学发生的文化语境——对于当代文学而言，他们本来就身处其间。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并非英国本土研究的简单延伸或附庸，而是具有独立的学科价值与主体性。我们不仅要利用文献优势，更应立足中国立场，以文明互鉴为目标，在对话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虽然，知识论意义上的学术目标与任务，不足以支撑一个独立的现代学科。相应地，这个意义上的中国英国文学研究也就根本谈不上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当然应该有更深一层价值追求。
因此，就外国文学学科的意义呈现而言，作为知识对象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只是研究展开的基础和前提，更重要的则是对这些研究对象的阐释与评价。而这种阐释与评价，不仅不可避免地带有研究者的个体经验和观察视角，也必然伴随着不同国族、不同文化经验的参与，不同审美与价值观的表达。事实上，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对知识的考梳辨析、对意义与审美的阐释评价两个方面。“外国文学”之“外”（foreign）本身就是与“内”（本土的native或本国的national）相对，其名称就蕴含了话语主体的身份和视角。但在对学科的相关定义和认知中，有时往往只强调了前者而有意无意地淡化乃至忽略了后者，更缺乏将后者也即带有文化差异性的研究主体性及其结果，作为学科的重要问题展开批判性的持续思考。而关于外国文学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讨论，恰恰是要有意识地将这种因个体和国族文化经验的差异所导致的阐释与评价，重新置于人类文化与文学的普遍性—差异性的张力结构中。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外国文学学科与对象国的国别文学研究在研究目标与任务、方法与路径、理论与文化资源等方面存在差异，在自主知识体系的讨论中，这种差异必须被有意识地认知，同时它也必然蕴含了跨文化的比较视野与方法，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实际在场和功能发挥的可能性、必要性。
二
从学术史角度看，包括外国文学在内的中国现代人文学科，都是晚清民初之际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产物。即便是中国文学这种以本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也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外学术交流的背景下，从传统学术中蜕变而重生的；其突出标志之一，就是在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的基础上，以“文学史”这一新兴的外来话语形式为最主要的学术表述方式而展开。在这一点上，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两门学科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外国文学的研究对象来自地理和文化的“异域”，其文学现象发生于本土之外，而作为知识层面的文化“他者”，是“外国文学”研究首先要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阻隔去知晓、了解和熟悉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外国文学”视为外国“本土（民族）文学”的跨境延伸；但作为学科的外国文学在晚清民初的中国得以萌芽和逐步建立，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时代要求在文学领域的具体呈现，因此它又是“异域文学”在中国本土的“重新发生”。也就是说，中国的“外国文学”学科同时具有两个方面的特性： 它既是外国“本土（民族）文学”的跨境延伸，又是本土“异域文学”的跨文化重生。因此，中国的外国文学学科的发生与发展，必然在知识拓展之外包含了与本土文化传统的对话和回应时代需求的动机。
虽然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是近几年才出现的热点话题，但学科的“自主知识意识”并非迟至当下才出现的。作为本土“重新发生”的异域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学科在中国虽然只有百余年历史，但其如上所述的两方面特性，从学科的萌芽初创期开始就蕴含着，在学术史的一些重要阶段，也都有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体现。这里我只简析学术史上的两个观察点。
第一个观察点，是外国文学在中国的学科归属、课程设置等制度性安排及其相关问题。外国文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一部分，最早可追溯到1904年发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章程在独立于传统经学的文学科内，设立了“英法俄德日各国文学门”，与“中国文学门”并列。在具体课程设置中，分别在“中国文学门”中列入“西国文学史”和“外国语文”课程的设计。1906年由王国维撰写的《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第一次出现了“外国文学”的学科名称，并针对文科大学明确提出了与经学、理学、史学和中国文学相并列的“外国文学科”。1913年的《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将“外国文学”内涵扩大到梵文学、意大利文学、希腊罗马文学等领域。而真正将这种设计落实到教学课堂，是辜鸿铭1914年在北京大学英国文学门讲授“英国文学”。周作人在1917年秋季学期为北大国文门讲授“欧洲文学史”。1928年起，清华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同时对外国文学课程进行调整： 中文系开设的“西洋文学概要”，其内容事实上超出了“西方”范围，不仅纳入西欧、北美文学，还兼及俄国、东欧、印度、波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外文系也强调西洋文学“不分国家民族，将整个西方文学从古至今，看做是一个整体”。自此，中国大学教学体系中的外国文学学科格局已基本形成，虽然1949年后又引入苏联的相关课程设置而有新的调整，比如一度曾压缩甚至排除了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内容，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学科的复兴以及在中文、外文院系的相继落地之前，外国文学学科的整体框架并没有重大变化。
20世纪80年代初，比较文学学科的逐步建立，使得外国文学学科的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设立“世界文学”硕士点，对应于中文学科内的外国文学或“世界文学”的教学；1985年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开始在中文学科下的比较文学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至1996年教育部将这一专业更名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虽然事实上参与中文院系的外国文学、比较文学课程教学的教师来自中外文两个学科，但比较文学学科则归属于中国文学。至21世纪初，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部分高校率先在外语学科下自主设立比较文学硕士点、博士点，2017年教育部正式设立外语一级学科下的“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二级学科。自此，中外语言文学两个一级学科下同时展开包括外国文学课程在内的比较文学学科建设、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两者的学科名称差异只是出于技术性考虑，其学科内涵没有本质差异。而从学术史角度看，这种学科设置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晚清民初中国外国文学学科建立之初。
值得注意的是，中文系与外文系同时开设外国文学课程，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外国文学”学科整体设置的一种传统。这种并行开辟两种教学培养路径的设置传统，值得我们在回顾学术史、讨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时认真对待。
其一，应该将外文系和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做综合性和整体性的考察，讨论不应仅局限于外国文学学科的当下归属（属于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对应于外文院系）。它们都是中国学术和教育体系中“外国文学”学科的一部分，它们的产生同时顺应了中国文化与学术的现代转型，都是现代中国对知识的渴求、世界视野拓展需要、现代文学－文化创造资源需求的回应。
其二，对这种在两个一级学科平行设置的外国文学，应展开相应的异同分析。尽管在中外文不同院系使用的工作语言各有侧重，开设的外国文学课程内容也各有系统性特点，这种课程系统的差异，多少也会反映到授受双方的学术研究中来，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两者间的共通性、互补性和内在关联性。有学者曾将中文系的外国文学与外文系的国别文学区分出“认同性视角”和“对象性视角”的差异。这种差异论在针对学科史特定阶段“既成事实”的意义上有其合理性，但这是否恰好是我们回顾学术史时可以并应该做出进一步反思的起点呢？既然并不代表实然的全部，更不能成为对应然的规范。这种差异性概括的有效性，可能更多地体现在作为教学环节的课程设置上，而在学术研究层面则未必尽然。如今中文系开设的外国文学与外文系开设的国别文学，无论从任课教师（不乏中外文系共享教师的现象）还是讲授语言（在中文系用外文讲外国文学，在外文系用中文讲外国文学，两者并存），都无法做出一概区分。虽然在顶尖大学和普通高校之间有一定的差异，但随着外语能力的普遍提升和学分制改革的推进，在中文系开设外国文学课程（或去外文系修外国文学的学分）和外文系课程之间并无根本性不同。两者之间的内在统一和关联性，也可以从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从引入、初步确立到全面复兴与跨学科资源共享的发展史中见出。只是在外语学科下设立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二级学科之前，外语学院的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更多是以国别（语种）文学的形式展开，而跨文化比较的视野与方法，大多体现部分研究者的个体追求（他们中就有一批共同参与中文院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的学者），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有意识的学科要求。
三
第二个观察点是作为外国文学学术史重要事件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第一版的编撰。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第一版）Ⅰ、Ⅱ两卷，先后于1982年5月和9月出版印行。它是由姜椿芳等学者倡导发起，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编撰工作计划”的一部分。“外国文学卷”由编委会主任冯至，副主任季羡林、叶水夫等27位来自各语种国别文学的资深学者组成的编委会，总计数百位专家参与研究编撰，是按区域、语种等组织了14个编写组共同努力的结果。从开始筹备到最后出版仅用三年多的时间，但实际编撰时间只有18个月。《中国大百科全书》作为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第一版是分科分卷先后编辑出版的，到第二版（2009年出齐）时才按国际百科全书的编排惯例，将所有条目统一编排。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的所有74卷中，外国文学卷是总计66个学科中继“天文学卷”（1980年12月出版）之后出版的第二部分科之卷，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各科中最早出版的。360万字共3006个条目的两卷本《外国文学》百科全书，在短短18个月完成设计和编撰，首先归功于策划组织和参与者的积极参与和辛勤付出。同时，它也是改革开放伊始一项标志性学术文化工程，是中国外国文学学科队伍的一次检阅，是学术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它必然也折射出学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自主意识状况。
杨慧林在回忆当年情形时说，大百科全书“编定的时候一致认为，现在最成熟的学科是外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最先出的两卷居然是外国文学！”而同样列入大百科全书计划第一批编撰学科的《中国文学》卷要在4年之后（1986年11月）才问世。现在来看，四十多年前外国文学学科被“一致认为”是“最成熟”的这一判断，今天很多人可能并不同意。但如果回到当时的思想、文化与学术语境，这种判断还是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因为在新时期之初，许多外国文学优秀学者和翻译家正突破多年来的政治压力，大力译介各种西方现代主义以及拉美等地区的先锋文学，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开辟与提供各种新鲜资源和启示。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当时的外国文学界处于高度活跃的状态。
与此同时，这种“成熟感”又是建立在对外国文学学科的有限认知前提下的。与文学史著和专论不同，百科全书的著述体例，决定了其条目的内容和表述方式，它以介绍世界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各国著名作家的生平作品，重要文学思潮与流派、体裁、文论术语等知识性陈述为主，阐释评价性内容涉及较少。第一版相当部分的条目甚至几乎不涉及后者。所以杨慧林推测：“为什么当时会认为外国文学最成熟，这是因为相对来讲，外国文学研究的废话要少一点。它有很多是介绍性的话……（这）在当时还是有益的。”杨慧林所谓“介绍性的话”，作为当时许多人对外国文学学科的描述，正是笔者前述的作为知识对象的外国文学的认知方式的表征。而以知识性介绍为主的表述方式，在客观上也不同程度地避免了外国文学所包含的文化异质性和先锋性因素在本土文化语境中的限制和冲突，知识性叙事又可以成为一种表述策略。
大百科全书编撰，其学术史意涵具有历史复杂性。一方面，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有人从知识论角度看待外国文学学科，认为它是诸多学科中最成熟的，所以在百科全书的编纂工程中被列为第一批编撰的学科分卷，经过编撰者群体的共同努力，也的确不负众望，快速成稿并率先出版，反过来又证明和强化了它是一个“成熟”学科的判断；另一方面，虽然“知识性叙事”在客观上具有策略有效性，但如果仅仅以知识论和对象化的方式对待这个学科，而不进一步体现明确的学科自觉，显然不能说是该学科成熟的表现。事实上，作为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的季羡林先生在当时就有清醒的思考。
作为编委会副主任和“南亚文学”组的主编，季羡林参与了外国文学卷从制订整体方案、确立撰写原则、分工组织、订立编撰体例到统稿定稿等几乎所有环节。外国文学卷刚一出版，他就发表长篇书评（7000多字，完稿于1982年8月3日），介绍编委会的编辑理念及其在工作中的落实情况，总结新书的六条优点和四条不足。文章开头特别强调写作该文时的“诚惶诚恐”，并非纯属谦辞，其实也反映了编撰团队甚至编委会内部的认识差异。在季羡林的评价中，除超越单纯政治标准的整体观、实事求是评价西方文学、全面反映外国文学最新发展、条目体例与译名统一等四点外，有两点意见尤其值得注意。一是优点第二条“对第三世界的文学，其中大部分是我们所谓的东方文学，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体现编撰者反对欧洲中心论，批判殖民主义的价值立场和选择标准；二是优点第四条“着重指出了某一国文学、某一个作家、某一部作品同中国的关系”。这两条都反映了季羡林的世界文学视野和对外国文学研究对象的文化主体意识。
四
季羡林对《外国文学》百科全书第一版的评价，既是对跨文化比较视野与方法得以在这项学术工程中呈现的阶段性总结，也是对外国文学学科之自主自觉意识及未来愿景的一种婉转表达。如果引入同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复兴和建制化的状况作为参照，可能对20世纪80年代外国文学的学科自觉与比较文学学科兴起之间的内在关联，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中外思想、文化与学术的交流全面开启，中外比较文学观念和方法蓬勃兴起的年代。大百科全书编撰计划的倡议、启动和实施，本身就是中国当代思想与学术国际化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几乎与大百科全书编撰工作启动同时，中国比较文学思潮和学科的复兴也在展开，而参与和主导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撰工程和比较文学复兴这两项工作的成员存在高度的重合。
1981年1月23日，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季羡林与西语系主任李赋宁共同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这是中国大陆地区第一个比较文学学术组织。季羡林是研究会会长，研究会联合北大西语系、中文系、东方语系、俄语系及其他研究机构的学者，会员中杨周翰、范大灿、仲跻昆、李明滨、彭克巽等都是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的编撰骨干，任职于中国社科院的钱锺书是该研究会的顾问。而1985年成立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当然集合了全国3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比较文学学者，但它的主要负责成员中，季羡林、杨周翰分别是名誉会长和会长，担任副会长的叶水夫，又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
大百科全书的编撰者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复兴的核心成员之间的重合，显然不只是两个学科之间关联的外部表现。大百科全书编撰中的跨文化比较视野与路径的引入，正是外国文学学科自觉自主意识的一种反映，也是本土学术语境中这两个“涉外”学科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学术实践中的体现。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同时作为这两项学术实践的主要设计者与组织者的季羡林，其相关思考显然具有时代前沿性。他最早从具体研究实践和学科发展两个方面，揭示了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学科的内在关联，进而分析了本土外国文学学科研究中的跨文化视野与比较方法，对建构和彰显学科自主意识的重要性与可行性。季羡林的上述书评，既是对第一版“大百科全书”的具体评价，又在中国外国文学学科史，尤其是学科自主意识建构史中具有特定的学术史价值。
文章开头从“诚惶诚恐”到“敢于冒昧承担这个评价”一段表述之后，首先提出“要想做好评价工作，讲一点中国研究外国文学的历史，是非常必要的。中国的翻译工作虽然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我们认真研究外国文学的历史并不长，只不过八九十年的时间”。然后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到林纾不懂外语大量“翻译”的重要影响等开始，讲述由1949年前的“单枪匹马”或“民间组织”的研究，发展为“比较有系统、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一路讲到1980年刚刚成立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而“《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编写成的”。这一段文字至少包含了两项重要信息： 外国文学学科史回溯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外国文学翻译是梳理学科史的重要步骤和基础性工作。这两点与他肯定《中国大百科全书》对非西方文学重视、关注外国文学与中国的关系一起，共同构成季羡林有关外国文学学科自主意识的系统性思考。
而突出“与中国的关系”，也正显现了他对跨文化比较方法与路径的强调，因为对季羡林来说，中外文学关系是比较文学学科的首要任务，“比较文学研究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比较文学所要探索的正是文学方面的文化交流”。当然，这样的学术理念和研究设想在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的编撰实践中未必全部落实，即便试图落实，落实的程度也并不一致。翻阅第一版可以看到，季羡林、戈宝权等撰写的条目，在这一点上能落到实处（如季羡林撰写的“迦梨陀沙”“罗摩耶那”条），但也有不少条目对此显然没有很好地呈现。如杨周翰撰“T.S.艾略特”、高子英撰“斯特林堡”、袁鹤年撰“王尔德”、张振辉撰“波兰文学”等条目就没有这方面信息；又例如“巴尔扎克”（罗大冈撰）、“左拉”（张英伦撰）、“法国文学”（罗大冈撰）等条目只有一句类似“早就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和喜爱，有×××等（往往只是两三部）作品译成中文”的表述，之外就没有更多的有效信息了。而事实上这些作家或国别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影响恰恰是比较突出的。季羡林文中提及的第一条不足，“词条水平不平衡，还有薄弱环节和空白点”，应当包括条目撰写中存在的这些现象。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包括有些外国作家在当时的中文语境中仍没能完全摆脱“资产阶级作家”的身份限定；外国文学译介的史料还缺乏系统整理；等等。但编撰团队面对研究对象时具有何种程度的主体文化自觉，对外国文学的学科观念的自觉意识的高低，跨文化比较的观念和方法尚未普及等，则是更关键的因素。这也反过来显示出，季羡林对于外国文学学科自主性及其与跨文化视野和比较方法之间关系的思考，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所体现的前沿引领性。
五
上述两个学术史观察点，分别处于中国外国文学学科史的两个关键“历史时刻”。前者处于中国文化与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国近代学术系统重建的关键时刻，是外国文学学科的萌芽和初创时期，外国文学作为“他者”知识系统的一部分，第一次获得了明确的分类，是后续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展开在文学知识领域的酝酿和先行。后者处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复兴时期，中国知识系统经过三十多年的艰难探索之后，重新回到与国际文化学术的全方位交流对话的时期，外国文学学科在研究对象的内涵上大大拓展，学科的跨文化视角和自主意识也再次获得并呈现，由此开启了至今近半个世纪的学科全面发展历程。当然，本文仅选取课程体系和类书编撰两个角度予以讨论，不能完整覆盖从学科史角度讨论外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所有问题，但通过上述简要回顾与分析，仍然可以据此做出一些相应的概括。作为本土人文学术中的一门“涉外”学科，采用比较文学的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应该是提升其学科自觉性的一个较为切近的路径，也是更好地呈现其学术内涵的关键要素。从这个角度说，至少有（但不限于）四个方面的问题可以纳入外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讨论。
第一，“外国文学”研究对象本身的跨文化特性问题。这包含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层意思是，“中国文学”和与之相对的“外国文学”虽然在概念形式上构成并举对应关系，但其源文化（或源语言）的内涵是“一”对“多”，即单数国别文学（中国文学）与复数国别文学（外国文学）的关系，外国文学当然是复数的、多元文化的存在。第二层意思是，即便就某个单一国别文学而言，其发生资源、文本内涵和存在语境，也呈现出多元文化特征，很难在单一文化传统中做到深入理解和有效阐释。就文本的发生而言，“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是他与史诗大师维吉尔的滑稽对话，而不是他的本土文学的前辈乔叟。而且他从未听说过《贝奥武甫》，因为后者的书稿是1786年才被发掘的……从16世纪到斯特恩的时代，在伦敦的书店里，西班牙语和法语著作大大多于本土产品。其情节、主题和形象进入英语作品，就像本地素材一样被作家所利用，他们并不把译文与英语原文区别开来而放在单独的精神文件夹里”。大卫·达姆罗什随手举出的这些例子，在“外国文学”中广泛存在。此外，国族文学内大量表现跨文化经验与题材的作品，随着全球化发展进程而越来越多的、可识别的移民作家创作等等，都需要以跨文化视野和比较文学的方法来应对。
第二，汉语翻译的过滤与衍生问题。近代以来，中国文学与文化空间中大量存在的翻译文学作品，是外国文学在中国本土发挥其功效的主要方式之一。以原语方式阅读与阐释某一国别/语种文学，是外国文学学科基本学术伦理和重要学术规范，这无疑是还原原语文化现场、理解原语文学，体现研究深度的前提和保证。在外语学科的教学过程中，原语教学与语言习得的结合，就更能体现原语教学与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同时也应看到，“随着对民族文学内部多语性之重要性的理解，我们需要更加重视翻译作品，不仅作为远距离的资源或影响，由此而编织伟大的民族作家的伟大性，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翻译作品真正成了被译入文学文化的组成部分”。中文语境中大量翻译文学的存在，使得外国文学大量被以译文的方式所阅读、理解和阐释；即便是从事（某一语种）外国文学研究的专业读者，面对其他外语文学作品、了解更广阔的世界文学多样性时，也不得不借助于译文进行。而文学翻译在语言转换的同时，也是跨文化理解与阐释的重要方式；译本的生成也是一种文化过滤，其间融入了包括译者个体在内的本土文化认知。任何一种汉语译本的生成，都是源语文学翻译机制（译者、接受文化、赞助人）的选择、增益、删减和变异的结果。包括文学翻译实践和翻译文学作品在内的这部分内容，不应该被中国的外国文学学科所轻易让渡，这种跨文化接受和变异的文化存在，也是更好地理解作为对象的外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维度。
第三，理论与思潮的跨文化旅行及其本土化问题。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是中国主体对他者文化与文学的理解与阐释，也是外国文学理论与文学思潮的跨文化旅行。它在中国语境中被阐释、接受，进而进入本土文学与文化的再生产过程，必然经历一系列本土化过程。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的“理论旅行”说（Traveling Theory）不仅对文学理论而言有其重要性，对理解和分析文学思潮、文学观念、表现方式的跨文化旅行同样具有启示意义。思想、理论或思潮如何从原生文化环境出发，穿越时空和文化的边界，最终在异质文化中落地、生根、发芽的过程，同样是中国的外国文学学科的学术实践必不可少的自觉意识和方法参照。
第四，本土文化经验对“外国文学”的参与问题。尽管中国的外国文学学科只有百余年历史，但在这百余年间，世界文学中有许多重要的作家、作品、思潮的发生都与中国思想、文化和艺术传统，甚至与现代中国社会发生密切关联。罗曼·罗兰、高尔基、泰戈尔、黑塞、卡夫卡、博尔赫斯、庞德、奥尼尔等中国读者熟悉的世界性作家，他们的思想观念、知识系统和创作实践，不仅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智慧中获得启示，还与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思想文化转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更有如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这样的诗人兼学者，不仅是“理论旅行”和在地化的实践者，更是充满生命力的推动者。特别是在西南联大（1937—1939年）和北京大学（1947—1952年）的岁月，他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新批评”的理论种子［24岁写下惊世骇俗的《复义七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更通过与这片土地上的人（他的学生）和事（战争、文化）的深度互动，让这些种子在中国特殊的土壤里开花结果。这个过程充满了创造性的误解、双向的启发和顽强的适应，最终实现了理论的本土化新生。他在西南联大的学生中包括诗人穆旦、袁可嘉，语言学家许国璋，而王佐良、杨周翰、袁可嘉、李赋宁、赵瑞蕻等人，更是中国外国文学学科的奠基者。这些生动的人物、事件和思想，本身就是关联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的最好桥梁，同样需要世界文学的视野去观察，同样是施展比较研究的方法的广阔空间。
总之，外国文学学科如何展开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思考，问题本身就带有这个学科的特殊性。中国的外国文学学科与对象国（或区域）文化语境中的区域国别文学、中国本土的中国文学、中国比较文学三者之间，分别有着相应的区分与关联。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外国文学的学科发展中，跨文化比较视野与方法的逐步凸显和强化，正是其学科自主意识的一种表现。从检视外国文学学科的发生与发展史角度，反思它的基本使命，运用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是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前提和重要路径。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